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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页 > 月刊 > 月刊信息 > 《听黄俏燕讲中国故事》(2018.3)
《听黄俏燕讲中国故事》(2018.3)邮发代号  82-3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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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语文教师,黄俏燕长期坚持童话创作及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,取得了丰硕成果,形成了自己的“中国故事观”。本专题旨在展现黄俏燕老师为中国孩子重新书写中国故事的理念、方法和语言风格,更为了展示一个教师在专业发展上所可能拓展的能力空间。

目录

专栏   

走向“学习共同体”专栏  我的学生如何成为研究者

雷露专栏  奖学金的形神意

吴慧琴专栏  追雪

 

刘幸专栏  对话小川英夫先生

 

封面

 听黄俏燕讲中国故事

 

人物

名家  王尚文  我终于找到了“语文品质”这一新的宿营地

微博  冯桂芬/孔飞力

 

现场

记事  王珺专辑  童年的朋友/ 两万公里与谁有关/济源人民很热情

吴非说  “人民”,你真的满意了么

朱永新答  教育是心灵的艺术

 

团队

 我们的工作室叫“绽放”

,“绽放”的声音 _ 杜琳

我的绘本教学初体验——以《疑犯追踪》为例 _ 陈蓉

前行的幸福和收获 _ 何语吟

 

 

 

阅读

《岛上书店》:书与爱的传奇 _ 李竹平

 

人文   

今朝风日好 _ 郭静娟

 

视窗

校园  “教育……是大丈夫的事业”——纪念春晖中学创校110周年

图片里的教育  一棵树 _ 皇甫宜磊

 放手,让儿子遇见最好的自己 _ 杨灿

画说教育  爸爸的爱 _ 聂晶

大夏  《为了合作的学习-让课堂变革真实地发生》


卷首语

从万玮到万伟
 _ 林茶居

万玮和万伟,都是大夏书系的作者。他们姓同形、名同音且形近,容易让人产生勾连感,于我而言,这两个名字还有特别的意思和意趣。

二〇〇七年夏天,大夏书系在山东龙口举行论坛活动,万玮是引人注目的演讲嘉宾。作为大夏书系最早一批作者当中最年轻的一位,万玮出版于二〇〇五年的《班主任兵法》当时已经销售近十万册,创造了教育出版的小奇迹。“兵法”一时成为热词,不少班主任引为实践参照。但也正是这样一个“冷血”的军事术语,引起了不少争议。对此,万玮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,在二〇〇九年重新修订出版的时候,他说:“……也有人对这本书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,这些批评意见很珍贵,促使我下决心对本书作一些修订。……个别有争议的文章不再选入。”
毫无疑问,《班主任兵法》是大夏书系“方法类”图书的代表作。它的热销,说明了教师对方法、技术、工具等实用性技能的需求,同时也反映了教师当中广泛存在的“方法焦虑”“技术焦虑”和“工具焦虑”。这样一些“焦虑”的集中出现,应该和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有直接关系——作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最重大的教育变革,新课程改革对教学、评价、班主任工作、学校管理等层面都提出了新要求,必然引发各种新问题。如何解决?尽管大家都明白要“理念先行”,但那种“拿来即可用”的方法、技术、工具还是成为首选。
只是,从来没有可以超越具体情境和上下文的方法。同样的方法,在不同教师的手中,必定带来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效果。比如有的老师习惯于拍拍学生的肩膀,以示亲切、亲近、平等,也得到学生的热情呼应。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个子比你高的学生,或者性格比较内敛的学生,拍肩膀就不一定是合宜的;对于防备心理比较强的学生来说,拍肩膀可能会被视为冒犯。 
万玮的“兵法”的背后,无处不体现他作为教师的教育智慧、作为班主任的育人理念以及作为一个人的个性。正是这些因素,使他的“兵法”成为有效的方法,也因此而具有可借鉴性。换一个角度来说,万玮的“兵法”是从他自身的生命经历和大量实践中长出来的,仿佛是从他所辛勤耕耘的教育土壤中萌生的一棵棵小树,你尽可移栽,但必须先了解其成长环境和生长机制。
相较万玮而言,万伟是新作者。二〇一七年初,她出版了第一本“大夏之书”:《课程的力量——学校课程规划、设计与实施》,到十一月,此书已重印四次。据我了解,《课程的力量》在长三角地区尤受欢迎。
万伟是江苏省教科院副研究员。这个身份对这本书在当地的传播可能是有帮助的,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,书的主题和内容,扣合了这个教育环境相对较好、教育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的当下需求。
尽管“课程”一词是新课程改革近二十年来最为显豁、最受热议的概念,但万伟发现,在教育实践领域,很多人“即使每天都在接触着跟课程密切相关的事实,却并不知道‘课程’这个术语与自己的教育生活
的关系”,一方面是“对课程理论的渴求”,一方面是“对课程实践的迷茫”,所以她着手写了这样一本校长、教师“看得懂”“看得进去”的课程读本。事实证明,万伟的判断是准确的。有越来越多的学校、教
师,意识到必须将“政策(文件)的课程”“理论的课程”“理想的课程”转化为“现实的课程”“实践的课程”“方法的课程”(必须指出的是,当前,在课程实践的“跑道”上,早有少数一些学校远远地“跑”在前面)。
就国内出版界的情况看,“课程”是一个很平常的选题,但对于作为一个出版品牌的大夏书系来说,《课程的力量》的出版预示着出版品类的进一步丰富,以及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更多层面的呼应。
从万玮到万伟,从方法到课程。这反映了大夏书系出版史的两个重要节点。它并非出版转向,不是以前只做“方法”现在专做“课程”,而是基于发展规划,拓展新的出版空间。如今,万玮早已从当年的校长助理而成为一校之长,也早已从“兵法”专家而成为学校课程设计师和学校文化创造者。如果万玮还有一个“教育方法学”的话,那么,其中必定融合了他的课程观和实践论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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